而對于公眾而言，從那之后，5G不再只是暢想。它開始距離我們越來越近，而且，現在已經正式到來了。

　　7月23日，全國政協“委員講堂”第七期節目播出，這一次的話題，就是關于5G。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聯通研究院院長張云勇做客節目，詳解其對5G熱點問題的看法。

　　澎湃新聞記者從全國政協了解到，近一年來，由全國政協領導同志提議創設，由全國政協辦公廳制作的“委員講堂”，結合政協工作實際，充分發揮委員的獨特優勢，聚焦經濟社會熱點問題，從今年4月上線開始，便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好評，目前，節目已完成了16期的錄制，到現在已正式播出了7期。

　　第七期的“委員講堂”將目光聚焦到了5G這一備受關注的話題上。萬物互聯的時代里，中國的5G技術準備好了嗎？ 如何進一步提高中國在芯片制造等高科技領域的創新能力？在節目中，張云勇一一給出了答案。

　　他說，從4G到5G，手機號碼和手機卡都可以不換，但手機是一定要換的，建議最好從明年上半年開始更換5G手機。在5G技術的發展上，中國毫不含糊，已站在了世界第一梯隊。

　　芯片自給率及系統設計還需突破

　　改變生活，改變社會業態，改變經濟發展格局，這是已然明晰的5G的價值與意義。張云勇指出，5G的背后之爭，不完全是標準的專利之爭，更不只是業務之爭，而是已經上升到國家層面的戰略，因此，全球幾大熱點區域都在緊鑼密鼓地建設5G。

　　“在5G技術的發展上，中國毫不含糊，已站在了世界的第一梯隊。”但是，基礎性、先導性、奠基性的工作，仍需要繼續進行。張云勇指出，在5G技術的發展上，中國目前還存在不少需要攻克的難題。

　　首先就是在關鍵技術上還需突破。張云勇舉例說，5G頻點比較高，穿透性很弱，所以基站的建設密度要比過去更多。同時，5G的功耗比4G要大，電費就變成了原來的2～3倍，“如果處理不好的話，所有的運營商都會替電網公司‘打工’。”另外，作為來自三大運營商的唯一一位全國政協委員，張云勇也注意到，運營商目前還不太了解垂直行業，而垂直行業更不懂通信，“怎么樣相互對接，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。”

　　然而，更大的挑戰，就是芯片。張云勇發現，目前，我國的半導體自給率仍然比較低，只有10%的比重。而做芯片需要有晶圓，也就是二氧化硅，我們的晶圓代工現在還遠遠不夠。

　　但有了芯片，我們還缺少一個芯片設計的軟件。如果說芯片是硬件、是軀體，那軟件、操作系統，就是靈魂，“但這也是長期控制在發達國家的手里。”

　　“將來，我們希望一方面要開放合作，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國的產業鏈完備起來。”張云勇還指出，同時科技創新上，也要持續關注基礎研究，尤其是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材料這樣的基礎性的行業。

　　可從明年開始換用5G手機

　　隨著5G時代的不斷縱深，每一個個體都將深度參與到其應用之中。最直觀，也是最普遍的體現，便是手機，我們正在迎接4G手機到5G手機的過渡。

　　“4G到5G，手機號碼是可以不換的，手機卡也可以不換，但手機是一定要換的。”對于公眾切身關心的，5G手機應該什么時候換，張云勇的建議是，“如果不是特別著急的話，可以明年上半年再換。如果特別急、不差錢的話，今年下半年也可以換。現在一臺5G手機，大概是8000元人民幣。”

　　也就是說，現在市面上的第一批5G手機，沒有低檔與中檔，只有高檔。但張云勇認為，到了2022年，我們身邊的人群里，或將有一半的人使用5G手機，屆時，5G的高端、中端、低端的手機種類就會琳瑯滿目了。

　　無需擔憂5G輻射

　　5G的運轉特征決定了其更大于4G的功率，使用5G手機會不會對我們有更大的輻射，也是一個社會大眾關心的實際問題。張云勇證實，5G基站的功率的確比4G大，但對人的輻射是完全符合國際電聯規定的。

　　“我們所擔心的無線電輻射，主要來源于兩個部分，一個是遠端的基站，一個是近端的手機。”張云勇以我們多數人都經歷過的切身體會舉例，“到了郊區或者是火車上，信號不穩定，會經常切換，這就是因為沒有基站，這時你就會發現手機變得很熱，甚至半天還沒到，電量就很快耗光了。”

　　他解釋，對此，存在一個科學上的悖論，就是基站建的越多、信號越好，手機對人的輻射影響就越小，反過來說，如果基站建的越少，手機對人的影響反而越大。“我們的手機上有多個發射功率，開機的時候，它會由一個最低的功率進行發射，去尋找我們身邊的基站，如果找到了，就會持續以這個功率來工作，對人的影響就是是最小的，如果找了半天也沒找到信號，手機的發射功率就會乘以2倍之后再去找基站，如果再找不到，就會再乘以2。”

　　“可以理直氣壯地跟大家說，我們中國的基站建得非常密，覆蓋人口97%，覆蓋面積98%，我們的信號是全世界最好的，地上地下全覆蓋，農村城市全覆蓋，所以，手機對我們的輻射是最小的。”張云勇還在演講中呼吁，“如果你是住宅的業主，一定要歡迎運營商建基站，一旦身邊沒有基站，手機對大家的輻射反而更大。”